整理保皇派与革命派大论战

整理保皇派与革命派大论战
整理保皇派与革命派大论战

整理保皇派与革命派大论战
辛亥革命前夕,在美洲、南洋地区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发生了两次大论战.通过第一次论战,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,保皇派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,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初步的传播.通过第二次论战,保皇派气势一落千丈,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,为辛亥革命的发动并最终取得胜利作了思想上、舆论上的准备.
　　一、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第一次大论战
　　这次论战发生在同盟会成立前,主战场在美洲.
　　戊戌政变后,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逃亡国外,从变法维新转向保皇.1899年7月,他们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,随后在南洋、美洲、欧洲、澳洲等地设立了170多个分支机构,会众以数十万计.仅美洲就建立了78个分支机构,旧金山一地就有近万名会员,占当地华侨总人数的1/3强.各地保皇会都把创办报刊作为重要任务,进行保皇立宪的宣传.保皇派的主要骨干,几乎都投入了办报活动,仅美洲和南洋地区,保皇派就新办和控制了30多家华文报刊.保皇派的主要报刊有1899年5月创刊于新加坡的《天南新报》, 1900年4月创刊于檀香山的《新中国报》（梁启超任主笔）,1899年徐勤等人将1892年创刊于旧金山的《文兴报》改组为保皇派报纸,徐勤、梁启田等担任主编,欧榘甲也担任过编辑工作.此外,还有创刊于旧金山的《金港日报》,创刊于马尼拉的《益友新报》等.这些报刊都以歌颂清帝变政为宗旨,鼓吹要救出“舍位忘身而变法”的光绪皇帝,实行君主立宪,大张旗鼓地进行保皇和政治改良的宣传,维护清朝皇帝和封建君主制度.
　　在这种形势下,为了打破保皇派一统天下的局面,也为了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,革命派向保皇派发起了反击,从而引发了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之间的第一次大论战.
　　1903年10月,孙中山来到檀香山,将兴中会会员程蔚南创办的《隆记报》改组为兴中会在檀香山的机关报,更名为《檀山新报》.1904年1月,孙中山在《檀山新报》上发表了《驳保皇党报》、《敬告同乡书》两篇著名文章,驳斥了《新中国报》的保皇言论,《新中国报》撰文反击,从而开始了两派之间的大论战.孙中山在文章中力言“夫革命与保皇,理不相容,势不两立”,划清了保皇与革命的界线,并论述了革命后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.孙中山为了将论战进行到底,从香港《中国日报》抽调了一些革命派骨干充实《檀山新报》,担任该报的主笔.为了造成更大的声势,他还号召上海、香港、日本等地的革命党人“遥作声援”,“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”.
　　1904年4月,孙中山离开檀香山来到美国的旧金山,继续与当地的保皇派展开斗争.在檀香山时,孙中山加入了洪门,被封为“洪棍”.他利用这一关系,与美国的洪门致公堂取得联系.当时,革命派在美国大陆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,而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办有《大同日报》,该报当时为保皇派控制,欧榘甲任主编.孙中山利用他与洪门的特殊关系,在同情革命的洪门干部黄三德、唐琼昌等人的帮助下,对《大同日报》进行了彻底改组,赶走了欧榘甲,改由革命党人刘成禺任主编,使《大同日报》“旗垒为之一新”,这就是有名的“《大同日报》易帜事件”.易帜后的《大同日报》,宣布了“以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、创立民国、平均地权为宗旨”的致公堂新章程,刊登了孙中山在美国几十个城市向洪门会众发表的反清革命演说,大大地传播了革命思想,“前之误受康党诱骗者,纷纷脱党复党,而新会员加盟者亦络绎不绝”[1] .一些华侨报刊也开始向革命转变,例如旧金山的《中西日报》,派革命党人陈少白、郑贯公为该报驻香港记者,并免费为孙中山翻印了10 000多册《革命军》,供他在华侨中分发.
　　这一时期,两派斗争的主战场在美洲.但在南洋（当时称东南亚为南洋）,也时常发生激烈的斗争.1903年创刊于缅甸仰光的《仰光日报》,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的《图南日报》,是这一时期革命派在南洋的主要舆论工具.另有一些革命派报刊却遭到了保皇派的破坏.新加坡的《南洋总汇报》为革命派所创,但保皇派唆使投资该报的部分侨商“拆股”,使该报成为保皇派的机关报.在曼谷,革命派报刊《湄南日报》改组,保皇派趁机夺得部分产权,以此作资创办了保皇派的《启南日报》.
　　经过1904年在檀香山和旧金山两地革命派报刊对保皇派报刊进行的斗争,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派的转变,保皇派对华侨思想的禁锢和影响开始削弱,民主革命思想在美洲和南洋华侨中得到了初步的传播.但是,这场斗争并没有完全消除保皇派在美洲和南洋的影响,他们仍然掌握着许多有影响的报刊,不少革命派报刊创办不久即遭保皇派破坏,在两派力量的消长和舆论阵地的争夺上时有反复.为了彻底打退保皇派报刊的进攻,革命派报刊展开了坚决的斗争,从而引发了美洲和南洋地区两派报刊之间的第二次大论战.
　　二、革命派报刊与保皇派报刊的第二次大论战
　　这次论战发生在同盟会成立后,主战场在南洋的新加坡.
　　1905年8月,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.同盟会成立后,革命派在美洲、南洋等地继续创办报刊,大造革命舆论.
　　在南洋,革命派报刊主要集中在新加坡、马来亚、印度尼西亚、暹罗（今泰国）、缅甸等地.同盟会成立后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报刊主要有新加坡,1907年创刊的《中兴日报》、1909年创刊的《星洲晨报》、1910年创刊的《南侨日报》.马来亚,1909年创刊的《吉隆坡日报》、1910年创刊的《光华日报》、1911年创刊的《四州周报》.印度尼西亚,1908年创刊的《泗滨日报》以及《民铎报》、《苏门答腊报》.暹罗,1906年创刊的《华暹日报》、1908年创刊的《同侨报》.缅甸,1908年创刊的《光华日报》（1910年改名《进化报》）.
　　在美洲,革命派报刊主要集中在美国、加拿大、秘鲁等国.美国,1907年创刊的《民生日报》、1908年创刊的《自由新报》、1909年创刊的《大声杂志》、1910年创刊的《少年中国晨报》.加拿大,1906年创刊的《华英日报》、1910年创刊的《大汉日报》、1911年创刊的《新民国晨报》.秘鲁,1911年创刊的《民醒报》.
　　这次论战的主战场新加坡,对垒的报刊,一方是革命派的《中兴日报》,另一方是保皇派的《南洋总汇报》.论战的主要人物,革命派方面有田桐、黄兴、居正、汪精卫、胡汉民、陶成章等,保皇派方面有徐勤、欧榘甲、黎研诏、伍宪子、梁伯鸣等.论战的中心问题是革命还是改良,是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实行开明专制,是实行资本主义的平均地权还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.这次论战由《南洋总汇报》于1907年首先发难,它先后发表了《革命不能行于今日》、《革命召瓜分论》、《满洲本我同种论》、《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》、《论今日时局止可立宪救国万无可革命之理》等评论文章,继续散布其保皇主张.《中兴日报》则撰文一一反驳,旗帜鲜明地为推翻清朝统治、建立民国大声疾呼.孙中山以“南洋小学生”的笔名,在《中兴日报》上先后发表了《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》、《平实尚不肯认错》、《平实开口便错》等文章,对保皇派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驳斥.
　　除新加坡外,南洋、美洲的其他报刊也投入了这场论战.在加拿大,革命派的《大汉日报》与保皇派的《日新报》之间,大小论战进行了200多次.在美国,檀香山的革命派报刊《自由新报》与保皇派报刊《新中国报》,从1907年到1911年,几乎每天都在辩论,而且常常闹到法庭；旧金山的革命派报刊《少年中国晨报》与保皇派报刊《世界日报》、革命派报刊《大同日报》与保皇派报刊《文兴报》的论战也十分激烈.此外,泰国的革命派报刊《华暹新报》与保皇派报刊《启南新报》,缅甸的革命派报刊《光华报》与保皇派报刊《商务报》之间,在1907年至1910年间,就革命与改良等问题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.
　　这一场持续了三四年之久的大论战,其规模之大、问题之多、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,它是中国报刊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.经过这次论战,保皇派气势锐减,保皇党之登报退会者相继不绝.一些原来支持保皇派的华侨转而支持革命派.一些原来持保守立场的报刊,也认为保皇派理短,革命派理长,转而采取同情革命的立场.一些保皇派报刊,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难以再维持下去,宣告停刊,例如缅甸的保皇派报《商务报》,编辑张石朋宣布脱离该报,其他编辑也离心离德,致使《商务报》宣告停办.与之相反,革命派力量却获得空前发展.第一,革命派报刊越办越多.1905年8月前,革命派刊物不到30种,报纸10多种,辛亥革命前夕,革命派刊物达到40多种,报纸则增加到60多种.第二,革命组织迅猛发展.在檀香山《自由新报》召集的一次会议上,一晚上就有100多人要求加入同盟会,与几年前美洲、南洋一带“还没有革命派组织,当地侨胞‘咸视革命党如蛇蝎’,革命党人‘不敢以真面目向人’的情况,形成了明显的对比.”[2]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,各地华侨积极参加革命,他们提供了经济上的巨大支持,许多华侨还直接投入中国国内的武装斗争,直至献出生命.